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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grassro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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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Posts |
 Posted - 04/15/2007 : 12:4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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霜風雖切花不落
---與英姐的一次交談
(Ronald, Crystal)
英姐，既是一位辛勞的母親，也是一位身兼兩職的勞工，在日間是任職家務助理，在夜間則是一位清潔女工。
英姐生活日誌
7:00am 起床
8:00am 為家務助理的僱主買菜
8:30am 乘車到僱主家
9:00am 到僱主家做家務
1:30pm 離開，乘車回家
2:00pm 回家，處理家務(如洗衣、煮菜)
4:30pm 離家乘車上班
5:00pm 當清潔工人
11:00pm 下班，乘車回家
11:20pm （終於）回到家了
12:00pm 就寢休息
一份工變兩份工
英姐是食環署的外判清潔工，約一年前仍然有時薪$23.5。後來因為外判商削減工資，月薪由$4600跌至$3120，平均時薪只有$19.98 (連「齊頭」20元也不願給，多刻薄！)，無法維持家庭開支，於是她被迫找多一份工作，當家務助理，每月上班26天，月薪為2000元。但日兼兩職又要來回工作地點與家裡，「不但浪費時間，車錢都蝕埋」。
「有D人睇唔起清潔工人」
英姐在公廁當清潔工，不時遇見一些抱鄙視態度的使用者，不但對她無禮呼喝，甚至提出無理要求，令她覺又「勞氣」又委屈。由於公廁鄰近街市和巴士站，人流高自然工作量大，加上有在街市工作的街坊常會乘方便在公廁清洗各種食物或器具，令公廁變得骯髒非常，使她添忙添煩。英姐曾因看不過使用者的公德和態度而加以勸阻，結果遭惡言相向，甚至被人「整蠱」報復，例如惡意破壞門鎖、弄污洗手間等。清潔工本身也是一門厭惡性工作，我們豈能不但不對他們予以尊重，甚至加以鄙視？如果沒有他們的辛勞，我們又如何安心舒服地使用洗手間？
影響身心健康，缺乏家庭生活
問及在身兼兩職後對生活的影響，英姐立時大吐苦水：
1.工作操勞致精神緊張、壓力大
每天早晨她一定要準時「知醒」，否則就不能有足夠時間買菜，怕會遲到。「一日跑兩轉」使生活節奏更緊迫，加上既有的工作壓力，令她常感焦躁和緊張，有時甚至會鬧情緒。另外由於休息時間持續不足，可謂身心俱疲。
2.「幾乎無家庭生活」
早上八點就出門，午夜才能回家休息，家就只能約化成睡覺的處所，與家人相聚的時間又大為減少，只有英姐放假時才可以團聚相處，她對我們說已經記不起上次與子女談話已是何時了。如此一來，為了養家，反而犧牲了家庭生活。猶幸英姐的子女已經成年在職，不需她時刻照顧，也減輕了她對於家庭的經濟負擔。試設想一個子女尚是小孩的基層家庭，孩子需要照顧也需要父母供其上學，這種生活怎會有利下一代的成長、家庭以至社會的和諧？
「最低工資，越快立法越好」
究竟英姐如何面對這種已成社會普遍現象的環境？「如果唔係工資咁低，我都唔使打兩份工啦！」其實英姐這個情況，在眾多基層工友中只是冰山一角，她也提到認識不少工友身兼兩職，日做12至14小時不等。談及最低工資的立法保障，她批評特首曾蔭權在施政報告中提出設立工資保障運動代替立法，只是「拖字訣」，認為他一方面要維護商家利益，另一方面又希望得到廣大市民支持，結果就當了和稀泥，拋出一個對商家無約束力、對工人無保障的方案。她說這個「運動」只要求商界義務參與，推行沒有法律效力、無阻嚇性的「約章」，即使商家有違反行為，工人也無法循法律程序指控和追討，是「"sai"氣」的。對於民間團體爭取最低工資時薪不低於30元，她說：「$30當然是最好，但對我來說有$25左右已不錯的了。」她強調工資低是社會必需解決的根本性問題，「做到咁辛苦人工都咁低，咁點解唔去申請失業綜援！」政府一方面削減綜援金額、製造綜援人士的負面標籤，另一方面又遲遲不回應保障合理工資的基本訴求，又何來甚麼「務實領導」？
「我以前係做車衣0既」：全球化的影響
七八十年代是香港經濟最風光的時期，由於全球生產線轉移，令各類工業發展蓬勃，尤以製衣業為甚。英姐便是當時的一個製衣廠女工。她回憶那時的工廠東主都不敢開罪工友，怕影響工友工作表現和投入感，從而影響生產效率。後來，隨著工廠大批北移，加上本港經濟轉型，本地工業逐漸式微，英姐唯有轉行，原本以一技之長貢獻過社會經濟起飛的她，忽然就被知識型經濟和服務業主導的社會標籤成「低技術工人」。英姐這一些學歷低的工人們，往往只能選擇非技術或體力勞動、議價能力低的工種，而這些工作就普遍低薪且欠缺保障，不少工人遭到外判商或僱主剝削，然而面對市場的惡性競爭，即使敢怒也不敢言，恐怕失掉工作。她說：「當年我的工資和今天相若，但今天香港衣食住行的消費增加了那麼多！以前是『人揀工』，今天是『工揀人』，你不做千萬人等住做，無辦法！」
「工會可以保障工人」
今年年初，婦女勞工協會的成員和一些大專實習同學在「落區」過程中認識了英姐，組織英姐加入了工會。她相信工會可以保障工人，工人如果有不滿甚至有被剝削情況，工會可以替他們出頭。加上大多工友面對逆境也不敢吭聲，她說：「勤力也沒有用，一定要出聲才可爭取自己應得的權益！」她舉了一個工會爭取成果的例子，說曾經有一份清潔工作，其工時為4小時，但是是分開兩更的，每兩小時一更，兩更之間則相隔4、5個小時。工友既可能要來回工作乘車四次，不划算；又因時間問題難再當多一份兼職，試問這樣的工作哪有工友能接受呢？經過工會向有關僱主爭取後，僱主協議應允把兩更併回一更，改善工友的情況。她說不少工友也沒有加入工會，遇到不平事也得吞聲忍氣，她表示「睇唔過眼要出聲」，透過工會爭取自身權益。
後記：由新自由主義到清潔工
訪問期間，英姐非常親切健談，即使談到辛酸或「勞氣」事也與筆者們有說有笑，喜怒交集。英姐對於工人權益的了解和爭取的決心，使我們大為鼓舞。近年屢有外判商剝削工人的醜聞，作為第一身的外判工人，她指出外判低工資現象的癥結所在：「最錯也錯在政府以價低者得的投標方法外判，又缺乏監管大財團的外判約章和執行上的違法行為，令外判成為必然的多重剝削！」有說服務外判，政府的責任不可外判；然而要問的是政府對廣大勞工們的承擔又有多少？新自由主義其中大力推動的私營化的惡果，在清潔工以至其他基層勞工身上，不就是一個很明顯的體現？
筆者們作為學生，很難體會得到英姐這類基層工友的辛酸，但我們就正正關注到社會上有為數不少的基層勞工正為生活掙扎求存。他們需要社會多一點的合理保障，也需要社會多一點的關懷和同理心。我們相信這一步應該由學生做起，這亦是這份大專學生報誕生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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霜風雖切花不落 (Ronald, Crystal)
